bob综合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迁移大潮，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1．66亿人。①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未来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其根本原因是传统石化农业的低效益，与进城务工收入相比，冲破了农民仍旧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利益底线，石化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在逐步下降。首先，粮食的“十一连增”并没有摆脱粮食利润低的现实。近6年来，中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的平均利润仅为183元／亩，最高的年份也仅为250元／亩，相当于进城农民工不到3天的工资。其次，经济作物种植不仅利润低，而且风险大。花生、油菜两种油料作物和棉花近6年的利润总体较低，其中，两种油料作物利润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的28倍，而棉花种植的收益不稳定性更强，利润最高年份（2010年）与最低年份（2013年）相差1200元／亩。最后，农业生产的低效益不仅体现在种植业领域，农业养殖业亦是如此，作为养殖面最广的生猪养殖，近6年来的平均利润也非常低，且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日益频繁，农户养殖生猪的收益风险也逐渐凸显，2011年生猪养殖的利润在377．57元／头，而到2013年，生猪养殖的平均利润下降到－106．15元／头。
目前中国农产品所实现的生产能力中，相当部分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石化类的农业投入品使用量快速攀升，单位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远远超过合理使用水平。中国约有5000万亩的中度和重度污染耕地仍在继续耕种，而且这类耕地大多分布在农业高产地区。同时，还有6000多万亩陡坡耕地、4000多万亩严重沙化耕地在继续耕作。①这些都严重透支了生态，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恢复，这不仅影响国家生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粮食质量安全，最终危害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截至2013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217亿公顷，②从全国的耕地数量基本变化情况来看，除个别地区外，2012年与2000年相比，大部分地区的耕地数量在减少，全国耕地面积共减少了7．2％。从省域的角度来看，各省（直辖市）之间的人均耕地面积差异较大，如宁夏、甘肃、新疆、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6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在2．0亩以上；而上海、北京、广东、天津等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按照FAO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临界值0．80亩的标准，目前全国有6个地区（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福建和浙江）均显著低于FAO确定的标准。可见，耕地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中国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除了耕地资源外，水资源也将成为约束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影响面甚至要超过耕地资源。目前，中国较多地区水资源均为过度使用，影响到水资源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生产。资料显示，宁夏、上海、江苏、天津、山东、新疆、安徽和甘肃的地表水利用率均超过了1／3，为过度使用区。同时，宁夏、上海、江苏、天津、山东、新疆等地地表水利用率超过了40％，为严重过度使用区（地表水使用率＝地表水使用量／地表水资源量；一般认为地表水使用率超过1／3即为过度使用）。
保障农产品安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然而，中国部分耕地严重污染，不适宜进行安全种植。农业部于2002年、2003年、2004年、2011年先后进行了四次调查，调查总面积达到4382．44万亩，其中超标面积446．79万亩，总超标率为10．2％，超标最为普遍的是镉，其次是砷、汞、铜、铅。另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表明，中国中东部农耕区有约1．2亿亩土壤存在潜在的生态危险，不符合农业安全种植的条件。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等经济活动比较活跃地区的耕地表层土壤中重金属累积，部分污染较重；湖南湘江流域、湖北大冶、江苏邳县、辽宁沈抚灌区等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据国家粮食局监测，2012年中国粮食重金属样品超标率为18．9％，其中，稻谷重金属超标率为21．5％，小麦重金属超标率为8．33％，部分地区蔬菜和肉类、乳制品以及水产品都存在重金属超标。同时，连续发生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不仅对消费者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尤其生活在大数据信息化时代里，局部的、个案的食品安全事件能通过网络等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快速扩散，引发整个社会的担忧，甚至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
十报告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独立成篇地系统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传统石化农业的经济上的低效益、石化产品的高投入，既无法满足保护自然的目的，也将丧失农业生产可持续的动力。因此，迫切需要破解石化农业高污染、低效益的困局。从实践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探索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打破产业界限，形成了一、二、三产的有机融合，实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为中国加快实现从石化农业向生态农业形态转变提供了很好的先例。
生态农业最早兴起于1924年的欧洲，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日本得到发展；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开始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了生态农业概念，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生态农业模式、产业化条件、技术体系、效益评估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查询“中国知网”数据库，可以看出中国在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生态农业发展理论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成果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如果以10年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成果，会呈现出明显的“井喷”状态，为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生态农业发展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生态农业模式是指各地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探索形成的能够兼顾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农业生态系统。为了总结全国各地探索生态农业的发展经验，形成可推广的生态农业模式，农业部在2002年向全国征集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或技术体系，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十大类型生态农业模式：（1）北方“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2）南方“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3）平原农林牧复合生态农业模式；（4）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农业模式；（5）生态种植农业模式；（6）生态畜牧业生产农业模式；（7）生态渔业农业模式；（8）丘陵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农业模式；（9）设施生态农业模式；（10）观光生态农业模式。
在近30年来，生态农业从概念走向实践，中国各地纷纷探索建设生态农业。目前，在不同程度上开展生态农业建设的县超过300个，其中，部级生态农业试点示范县102个，省级试点示范县200多个。生态农业在中国生根发芽，逐步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形态，离不开国家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旨在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工程。1994年和2000年相继批准设立了101个生态农业试点县，成为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工程。二是加强生态农业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建设。中国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在《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国家层面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的规章条例中均有体现。同时，一些相关部委也出台系列标准、规定和条例。如农业部制定了《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条例》（试行）等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三是财政部会同各部委推出一系列生态农业补贴政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及在符合WTO农业支持政策要求下，各部委设计了一系列生态农业发展扶持项目，给予财政补贴。如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推出“优势特色示范种养项目”、“秸秆养畜联户示范项目”，给予100万元的资金补助。又如，农业部从2014年开始大力推进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示范和低毒低残留农药示范补贴工作，引导农民减少高毒农药使用。
中国在特色生态农业理论体系研究、生态农业模式探索、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
生态农业是多学科理论共同支撑下的农业形态，不仅涉及到大农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还涉及到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理论支撑体系。从某单一学科来说，中国都建立了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也比较深入，但是，如何超越单一学科理论，实现跨学科理论的有机融合，仍旧面临着困难。尤其是搞技术的不了解经济，搞经济的不了解技术的情况较为严重，导致研发的一些生态农业技术只符合单一学科的理论要求，难以发挥综合优势，更没有形成生态农业理论体系。同时，中国发展生态农业受土地经营规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特征、市场化程度等重要因素影响，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农业发展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能仅仅关注生态环境效益，而忽视了经济效益。需要研究寻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平衡点，构建生态农业支撑理论体系，打造适合在中国大范围推广的生态农业模式。
生态农业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不是一些简单技术或者是若干个单独技术能够支撑运转的，需要把各种单一的、复杂的技术进行组织，形成技术体系。但是，这个技术体系的建设不能仅仅通过农民的探索来完成，虽然农民在实践中不断试验一些农业生产新模式，但其并没有足够的基础理论准备对试验的新模式进行规律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层面。目前国内在生态农业技术研究上，更多的是跟进策略，对西方已有的技术进行再研究，试图在中国推广，一般效果都较差。直接导致当前在生态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中，低成本技术缺乏，推广的技术缺乏市场。破解农业低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研发一些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降低环境污染的关键技术，而此类技术是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显然，具有该特征的技术成果还比较缺乏，尤其是真正能运用到生产上的此类成果更少，生态农业发展技术体系建设滞后。
政策支持是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生态农业对于农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没有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短时间很难广泛发展。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发展生态农业，但是目前专门针对发展生态农业的支持政策还较少，更是缺乏支持政策体系。迄今为止，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主要涉及到农业生产制度、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农产品经营和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益、扩大三农投入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增产、增收”支持理念。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仍显不足：一是缺乏生态农业发展基础环境支持政策，迫切需要划定生态农业发展保护区，杜绝人为的生产环境污染。二是生态农业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不足。重点是要加强对生产环节、营销环节以及应对自然风险的支持政策等。三是生态农业生产主体成长支持政策亟待加强。生态农业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被普通农民所能理解，在生产技术掌握上也很困难。推广生态农业迫切需要加大从业者的技术培训，掌握生态农业生产技能和营销能力，提升经济效益，逐渐吸引农民从事生态农业。
服务和技术对于生态农业发展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技推广机构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难以满足农业技术推广的要求；二是尚未有专业组织提供农业投入品施用服务，分散的小农户无法做到科学施用，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三是农村金融服务能力非常有限，金融担保服务公司非常少，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前期融资贷款困难；四是农业信息服务渠道建设滞后，利用现代媒体技术为农民提供准确、快捷的信息能力较差；五是适应生态农业发展需要，提供融合一、二、三产发展农业的模式咨询服务匮乏。为了更好地支撑生态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能力迫切需要提升。
生态农业相对于石化农业来说，不仅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是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生态农业发展的起步期，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益问题。生态农业要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是必由之路，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无疑是重要的环节。当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抛弃农业、大量农地被撂荒，其重要原因是农业生产不仅比较效益低，其绝对效益也非常低，只有显著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才有可能被农民所接受，其生产模式才有可能得到推广。受到家庭承包为特征的小农户分散经营的影响，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长期低位徘徊，缺乏具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跨国企业基本没有。中国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3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率达到80％以上，较低的农产品加工转化率限制了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实现农产品增值，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粗放，对农业生态平衡问题认识不足，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导致农业生态状况日益恶化。同时，国际农产品贸易的绿色壁垒问题日渐突出，中国发展生态农业面临国内、国际双重机遇，但中国特色生态农业发展也面临着挑战。综合判断，中国生态农业发展具有以下趋势：
面对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高投入、低效益、造成严重农业面源污染等现实问题，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和各地就农业生态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密集调研。如2013年11月26日，赴山东省菏泽市调研时指出，要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其中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确定为今后农业工作的重点。基本可以判断的是，未来“可持续发展”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生态农业”逐步取代“石化农业”成为未来农业发展新方向。
目前中国生态农业技术装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很多关键技术仍旧是引进、消化、再吸收的成果，技术成本较高，不利于推广。同时，市场缺乏生态农产品认证标准的严格管理，导致标识“生态”的农产品鱼龙混杂，易于发生“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生态农产品经济效益难以提高。生态农业全面推广建设的关键是农业生产主体的参与程度，而农业生产主体参与生态农业建设受经济效益的比较优势驱动。生态农业与传统石化农业相比，短期内还无法显现出经济效益上的比较优势，因此，短期内还无法吸引进城农村劳动力回流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经营，这决定了生态农业短期内仍旧处于低参与状态。
目前中国生态农业发展足迹已至30个省、市、自治区，但仍然没有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其关键原因是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能力发展滞后。现有由政府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由于推广机构人员编制有限、运行经费紧张，不能与研究机构进行对接形成合力，尤其是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功能形同虚设，大都是以销售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为主，推广作用发挥严重不足。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生态农业技术创新推广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依托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企业在生态农业技术研发、推广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更好地把生产实践技术需求与技术研发有机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和农村实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仍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过多强调经济可持续性，而忽视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可持续性。二是21世纪既是生态文明时代，又是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时代，即“三位一体”的新时代，从而使我国生态农业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三是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目前规模不大，覆盖面范围比较小，在整个农业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因而还没有成为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四是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建设还存在许多函待解决的难题，比如经营规模不大，劳动力投入太高，产业化水平很低，技术体系不完善，观念理念还比较落后等。五是近年来对农业提出了高度商品化、高度生态化等要求。基于此，我们对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研究。
一，加强对相关生态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督落实，注重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民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曝光，公众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日益关心。作为全国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近年来其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先后出现“毒白菜”、“毒大姜”等备受社会关注的事件。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成为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保证食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出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和落实，对出现的问题严格查处、依法办事，切实保证从源头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让老百姓都吃上质量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进一步完善市、镇（街道、市属开发区）、企业、重点市场四级质量监测网络，重点加强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公室、执法中队和检测室建设，配备检测仪器设备，落实固定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加大对蔬菜生产基地、大中型超市、蔬菜批发市场等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的频率和次数，确保主要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9.8%以上。全面落实农药、兽药、饲料登记备案和市场准入制度，强化农业化学投入品生产、经营、鼓励发展使用等关键环节的监管，保障农（畜）产品质量源头安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态农业属于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农业。所以，生态农业建设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项目科技含量和整体效益。要加强与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联系，积极争取新技术新品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加生态农业技术手段的有效供给。如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来开发研究生态农业技术，注重可操作性和使用性;各级政府要增加对生态农业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大力营造崇尚科技、应用科技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励农民能手、企业等力量进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要建立生态农业技术需求的内在扩张机制;要尽快建立健全新科技推广系统等。
同时，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协会、农业大户等组织或个人加大科技投入，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落实自主创新的各项税收政策。以实施现代农业发展资金蔬菜产业项目为契机，加快市育种育苗中心建设，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组织实施小麦“一喷三防”、玉米“一增四改”、水果标准园建设等项目，加快优质专用小麦、特色蔬菜等新品种推广，加快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转化应用。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抓好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培植壮大农业龙头企业。
生态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迫切需要理念上的更新。虽说生态农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真正了解生态农业的人数极其有限。为此，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具体实践中，要把一般性的宣髌占坝氲湫褪痉督岷掀鹄矗建议在生态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建立融教育、娱乐、生产、消费于一体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并在有关传媒开设“生态农业”专题，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宣传营造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氛围，逐步使社会各方面形成共识，进一步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当前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生态农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来营造好的发展氛围，引导好的舆论导向十分重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示范带动、典型引路、突破山区、全面发展’，，继续实施市抓示范园、镇抓示范区、村抓示范户运作模式，以农业龙头企业为平台，组织开展水果、蔬菜、小杂粮等绿色、有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拓宽生态农业发展的融资渠道
目前，生态农业发展受到规模、基础设施、水利等方面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山区乡镇客观地理条件限制较多，阻碍了生态农业的发展步伐。下一步，应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和扶贫开发力度。加大包村扶贫资源整合力度，建立专项包村扶贫、行业包村扶贫、社会包村扶贫“三位一体”的大包村扶贫格局。建立完善包村扶贫工作考核激励机制，把包村扶贫工作纳入各部门单位年度考核范围更好地调动包村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资金和技术投入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源泉，加快生态农业的发展，一定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对于当前农业投资短缺及机制的不足陷，我们一定要创新农业发展的融资渠道，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加大投入。而且，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生态农业的公益性属性，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投融资环境，要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有机结合的生态农业投入机制。
此外，通过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效应带动，提高竞争力。要建立完善生产标准体系，制定主导农产品有机生产标准和操作规程;建立完善科技支撑体系，加强产学研联合，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组成有机农业技术顾问团，帮助解决有机生产技术难题;建立完善质量监管体系。深入开展品牌创建。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坚持把自然条件、生态优势和产品质量有机融合，统一包装策划，多渠道、全方位宣传。积极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国际绿色食品博览会等高层次会展。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离不开科学发展。农业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切入点。传统农业是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追求更高产量的粗放发展方式，其科技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低，生产滥垦滥伐，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而以石油、天然气为能源和原料基础的高投入、高能耗的“石油农业”，虽然带来了高产量和高效率，但也带来了高污染，生物物种减少，生态环境遭到更严重破坏。传统农业和“石油农业”都难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不可持续的非科学的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则是在发扬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和促进农业生产资源高效持久利用的基础上，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品和有机食品，以满足人们安全健康的绿色消费需求。实现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有效节约土地资源，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收益，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生产发展、环境和资源协调一致。循环型生态农业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精神，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西江经济带广大农村地区大量小型养猪场产生的排泄物大多数都是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大量的生活垃圾也是未经任何处理而堆放路边、溪边，任由雨水冲刷，这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循环型生态农业是将农作物从太阳那里得到的能量和物质多层次循环利用，以尽可能减少燃料、肥料、饲料和其他原料的投入，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农产品的输出。如把农作物秸秆变成家畜饲料，家畜排泄物用来培养食用菌，生产食用菌后的残菌床用来繁殖蚯蚓，把蚯蚓利用后的残余物返回农田用作肥料，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又如通过沼气池建设，使改圈、改厨、改厕同步进行，把人、畜粪便和生活污水汇入沼气池进行厌氧发酵处理，一方面可以杀灭寄生虫卵和部分病菌，基本达到粪便无害化处理标准，另一方面又可以产生沼气供厨房烧水做饭，减少生物能源和其他石化能源的消耗，实现封山育林，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把农村脏乱问题解决在生产生活内部，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这不仅意味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市场经济就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产品必须适应市场需要。只有适应市场需要，满足消费者需求，生产才有效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市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们求的是温饱，要的是产品数量，对产品质量要求不高。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品质量，追求绿色环保消费，农产品贸易的“绿色壁垒”越来越多，农产品质量门槛越来越高。因此，市场上各种化肥激素催长的产品，市场越来越小，竞争力越来越弱。相反，没有施用化肥、农药和任何激素的各种绿色环保农产品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竞争力越来越强。各地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实践中总结探索出“种植＋沼气＋养殖＋灯”、“养殖＋沼气＋种植＋加工＋旅游”、“综合利用”、“产业共生”等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方式，具有“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等特点。循环型生态农业通过对生产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不仅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为农作物提供优质的有机肥，减少生产成本，而且生产出市场价格较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无污染无激素的各种无公害产品，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据有关部门测算，如果每年每亩施用经过处理的有机肥1吨，连续五年可减少50％的化肥使用量，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既可以减少化肥使用量，又可以增加农作物产量，实现减少投入、增加收益的良好效果。这对于人口众多、农业生产资源紧缺的西江经济带来说，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办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在政策环境、自然环境及自然资源环境以及农业生产实践经验方面都有许多有利条件。
循环经济已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2005年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将节约资源确立为我国新的基本国策，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区人民政府2005年11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把发展循环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鼓励各级政府采取措施促进本地循环经济发展［4］。2009年12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广西要提高粮食自给率，确保粮食产销平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良种良法，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发展生态农业。2010年11月广西又出台《关于建立投融资政策措施体系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生态农业发展，引导农村发展绿色农业，支持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5］。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十报告强调，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发展。强调要初步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度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3］。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国家越来越重视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采取越来越多的政策措施扶持其发展，这些都是发展西江经济带循环型生态农业的有利政策环境。
西江经济带的地形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小部分为盆地平原，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西江经济带主要位于北回归线左右，主要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大部分在21℃以上，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全年都是农作物生长季节。西江经济带的生物种类多样，拥有丰富的农作物资源、林业资源、果树资源、禽畜资源、饲草饲料资源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其中中药材资源最为丰富，是广西粮食和蔗糖主产区，还盛产荔枝、龙眼、香蕉、沙田柚、冬菜、肉桂、八角、柑橙等经济作物，水产品也比较丰富。这些都为西江经济带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及生态资源。
广西西江经济带在长期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探索积累了许多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的模式及经验。如最具有代表性的“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即恭城模式。该模式是农户利用房前屋后的各种可利用场地，建设“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循环型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即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有机废弃物经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能源用于农户的日常生活消耗，沼液用于喂鱼和浇农作物，沼渣作为农作物的重要肥料，这既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又可以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6］。北流市探索创造的“稻（免耕抛秧）＋灯＋鱼”发展模式，实现平均每公顷产稻谷8820公斤，塘角鱼1080公斤，稻谷产出10500元，稻下产鱼超千元的成绩，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十分显著。在北流、兴业、博白、岑溪、平南等地兴起的循环型生态畜牧业模式，该模式主要是利用丘陵山地种植果树，在果园内放养鸡，鸡寻觅虫及饲草料，又为果园施下有机肥，节省了饲料、化肥，又改善了畜禽和果树品质，实现了鸡、果、虫、草、粪生态链的良性循环。如若是规模化养殖，利用养殖场产生的粪便、废水等废弃物作为沼气的原料，沼液用于农作物的肥料，可实现减少环境污染，缓解农村燃料紧缺、增加农田有机肥等多重效益。此外，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间套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节水微灌技术、良种良法集成应用、葡萄一年两收、生态植保技术、农业专家系统应用等节本增效配套栽培技术，均得到了较好的示范推广，这促进了西江经济带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变革，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些循环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为西江经济带循环生态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西江经济带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不少困难，主要是人口众多、农业资源紧缺、农业生产过于分散、技术含量低、生产经营者素质低等，使得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受到影响。具体来说：
西江经济带的柳州、来宾、桂林、贺州、贵港等地部分区域属于岩溶地区，生态脆弱，而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加之不合理的滥伐滥垦及过度放牧等行为，致使水土流失，石漠化加剧，导致优良耕地丧失，洪涝灾害频繁发生。柳州、来宾、贵港、贺州、梧州等喀斯特地貌区出现岩石、土质退化等现象。
由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经营者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农用地膜，以增加农产品产量。如广西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西江经济带平均每亩施用化肥105公斤，每亩施用农药3．12公斤。施用农药，对农产品造成污染及残留，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对水源和土壤也是严重的污染并劣质化，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害虫及病原菌的抗药性不断增强，农药施用效果大大降低，使得农药毒性和使用量都不断加强，对土壤中的动物和有益微生物造成伤害，引发各种生态灾难，更重要的是危害了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并对人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化肥使用量的长期施用和不断增加，使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农产品品质档次降低，产量下降。地膜使用对农业生产也有较大影响。因为残留在农地里的地膜在一般条件下难以分解，长期累积既给耕作带来不便，也破坏土层结构，降低土壤的透水性和透气性，影响土壤中各种微生物生长和各种元素的循环，降低土地质量，影响农作物生长。
西江经济带人多地少，经济落后，自然资源不足，供需矛盾突出。各县为加快经济发展，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小造纸、小建材、小化工厂、小五金、小食品等，而这些中小企业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装备总体上较落后，许多资源难以综合利用，生产过程中资源消耗大，各种生产废弃物大多是直接排放，这既造成资源浪费，又污染了生态环境。如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3．22吨标准煤，水耗为455立方米，分别比全国平均耗量高47．7％和108％。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废气排放分别为79吨、2．4万立方米，分别比全国高103％和43％［8］。西江经济带人多地少，农民居住分散，经济落后，生活污染及养殖废水污染比较严重。村镇卫生设施少，卫生条件和卫生环境差，除沼气池建设的村镇好些外，大多数村镇集中处理生活污水、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和改厕等卫生设施建设覆盖率低。农村地区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污水没有经过处理而直接排放，造成污染，致使河流、水渠等的BOD（生化需氧量）、COD严重超标，水体富营养化，危害水生生物，有害藻类滋生，影响水产养殖业发展，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农业总体投入不足，投到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上的经费则更少，科研及推广主要依赖于财政投入，资金来源单一，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循环型生态工程建设、基础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投入不足，致使科技发展和技术推广滞后，许多先进适用的循环型生态农业技术、节约农业技术、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技术等难以推广，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目前，广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40％左右，科技难以为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制约了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
为促进西江经济带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各地进行了许多与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相关的建设，如开展“百万农户种千万棵树”的“绿满八桂”造林绿化工程、农村沼气池建设工程、城乡清洁工程、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程、石漠化综合治理、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综合保护能力等，这些都为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循环型生态农业既是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战略，也是一种集经济、技术、生态、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要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媒体，加大循环型生态农业知识的宣传，让全社会对循环型生态农业的相关知识及其重要意义了解和认识，引导全社会树立新的资源观、发展观和生态价值观，明确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双赢的新型农业发展体系，营造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生产者的积极参与。加强对各地典型的有效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宣传，给生产者树立榜样示范作用，提高广大农民发展循环型生态农业的自觉性，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
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离不开先进适用技术的支撑。先进适用的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技术是西江经济带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加强对西江经济带现有适用循环型生态农业技术的总结和推广，如“循环型基塘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种植业、渔业、畜牧业、林业、农产品加工业循环发展模式”、“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等的技术的总结推广。加强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改进施肥技术和方法，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化肥、农药等的投放，加大对农产品生产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减少农业生产中资源的消耗，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加大对牲畜粪便等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加大肥田力度，开展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建立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强物理农业的研究，将物理学中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既实现农作物增产增收，又保证农产品的无污染、高品质。如黄瓜、西红柿用红光照射处理，可提前成熟，且糖分、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含量显著增加；使用一种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变成橙色光的新型塑料膜，可让黄瓜和西红柿增产50％。又如空气中氮气占78％，利用专门的放电装置，使空气中的氮气产生氮氧化物，与水化合形成稀硝酸和亚硝酸，然后硝酸和亚硝酸进入土壤中与其他元素合成氮素肥料。通过该项技术可以降低施肥成本80％。又如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波性，将光源在夜间开启，引诱害虫飞来，使之触到设在光源的高压电网而被击杀死亡，达到捕杀害虫的目的。蔬菜、瓜果的保鲜始终是一个难题，静电可以解决。当电场强度达35．3kV／cm，可以使空气击穿产生电晕放电，产生大量臭氧，臭氧的氧化作用破坏了果实催熟剂乙烯，减弱果品、蔬菜的代谢机能，达到净化空气，阻止腐烂。如静电储存2d的黄瓜、桃子，其腐烂率比对照组可降低50％以上［9］。通过加强循环型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让广大生产经营者熟练掌握各种先进适宜技术，促进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西江经济带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需要改变目前农业生产经营过于分散的状况，促进农业生产的相对集约化和适度规模经营，以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标准化、品牌化和规范化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服务业的有效衔接，形成生产经营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西江经济带特色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产品市场化的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建立和完善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是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因为，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能够降低农技推广成本，提高农技推广效率。各种合作组织能够提高农户市场地位和市场竞争力，合作组织内的能人大户，能成为新技术、新产品走向市场的开拓者，有利于他们抵御市场风险和市场中的抗争能力，实现西江经济带循环生态型农业健康发展。
农业健康发展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农村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发展则需要通过农民。循环型生态农业是一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农业生产经营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较全面的农业新技术，这样他们就比较容易掌握和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西江经济带的广大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科技文化水平总体偏低，广西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西江经济带农村常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情况是：未上学的3．02％、接受小学教育的34．12％、接受初中教育的53．69％、接受高中及大专以上的占9．17％。受教育程度偏低影响他们的整体素质，进而影响各种循环型生态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推广，制约了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仍要加大支持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采用多种形式，借助各种渠道对农户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利用农业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的力量，加大对加大农业生产科技人员的培训，加快循环型生态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促进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
浙江人多地少、山多田少，是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最少的省份。在长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中形成了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受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以及“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政策的严重影响，形成了集体统一经营的僵化的农业经营体制和以粮、棉、油、猪为主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产业结构，导致农业长期的低效率和低效益。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和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浙江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兴起，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浪潮的推动下，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兼业经营农户大量出现，在相当一些地方农业出现“副业化”倾向。但是由于受严格的粮食区域自给政策和粮食定购任务的制约，浙江农业生产结构尤其是耕地种植业结构调整迟迟迈不出步子，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民即使是低效益和亏本的情况下也只能种粮的尴尬境地。这种“户户粮棉油、家家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僵化的粮食产销体制成为浙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严重障碍。199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以改革创新精神，作出了大力发展效益农业、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决策，全面取消了糖食指令性定购任务，大胆放开了糖食购销，把农业生产经营自真正还给农民，从而促成了2001年在全国率先实行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举措使浙江在农业市场化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促进了浙江农业生产力的新发展。“什么来钱种什么”成为浙江农民理解效益农业的真谛。大力发展效益战略的提出，对浙江农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浙江农业发展历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工商企业投资农业热潮的兴起，促进了农业效益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可以说，发展效益农业功不可没。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国性农业结构调整、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全面推开，农产品买方市场特征更加明显，农产品卖难和价格波动加剧，成本偏高、规模偏小的浙江大宗农产品生产经营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同时，绿色消费浪潮兴起，生态环境意识、食品安全意识普遍增强，“食以安为先”的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农业生态功能凸现，实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仅仅依靠什么来钱种什么的市场意识已不足以应对农业遇到的众多新挑战。进一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提升效益农业发展水平，实现从效益农业向高效生态农业的飞跃显得越来越迫切。
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浙江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的新飞跃。高效生态农业是对效益农业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我们说，省委省政府在20世纪末作出大力发展效益农业的战略决策，鼓励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这使浙江农业实现了全面迈向市场化的一次飞跃，那么，现在提出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则是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农业发展，以工业化城市化支持农业发展，把农业引上集约和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又一次飞跃。这一战略决策既符合中央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政策导向，也符合浙江农业自身特点和时代要求，将对浙江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农业建设实践起到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浙江农业应对新挑战、再创新优势的大战略。当前浙江农业发展面临资源短缺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的浙江，农业资源减少和商品农产品需求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和国内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农产品买方市场特征更加明显，世界性绿色消费浪潮和农产品贸易“绿色壁垒”同时兴起，世界性农业科技革命风起云涌。这些趋势都表明，浙江农业必须独辟蹊径，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结构调整，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路子。这也就是说，浙江农业必须走类似于荷兰农业的发挥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特色化、生态化、国际化发展路子，才能再创浙江农业新优势，才能开拓发展的新天地。
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总抓手。高效、生态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所谓高效，就是要体现农业有很高的土地产出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务农也能致富的要求，使农业成为能让农民增收致富的现代产业。所谓生态，就是要体现农业既能为社会提供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又实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业转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必然会引发农业思想观念、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的一系列大变革，能够更加充分地把工业化、城市化成果应用到现代农业建设中来。因此，只有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才能有效带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全面提升，才能充分挖掘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潜力。
高效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既不同于偏重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石油农业，也不同于偏重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放弃高投入高产出目标的自然生态农业，是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兼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与可持续发展双重特征、集约化生产经营与生态化生产有机耦合的现代农业。高效生态农业具有五个基本特点：一是以绿色健康消费需求为导向，体现农产品的绿色化、特色化和品牌化的统一性；二是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理念为指导，体现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三是以农业资源集约、精细、高效和可持续开发利用为前提，体现集约化生产经营方式与生态化循环经济方式的有机耦合；四是以科技创新为农业增长的主动力，体现高产优质高效科技与绿色安全生态技术的有机结合；五是以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体现专业化、企业化、规模化生产主体与合作化、产业化、社会化的经营服务组织的有效连接。
一是坚持以观念创新为先导。突破现代石油农业与自然生态农业不相容的传统观念，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新理念为指导，把农业的工业化生产与生态化生产有机整合起来，使高效生态农业兼有农业高土地产出率、高投入产出率、高劳动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特征。
二是坚持以结构创新为基础。着眼于对稀缺农业自然资源的高效永续利用，把兼容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特性的高附价值的精致型农业产业作为高效生态农业的主导产业。
三是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把农业高产优质高效技术与循环经济技术有机整合起来，把技术标准化与技术绿色化结合起来，注重研发和推广与精致型农业产业相配套的标准化高效绿色农业技术。
四是坚持以体制创新为动力。把提高农业生产主体的专业化、企业化、规模化水平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社会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体系的形成。
五是坚持以管理创新为保障。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在大力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为农业资源的市场化、高效率的优化配置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推动在农户自愿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促进土地等自然资源向具有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专业农户和农业企业集中，促进高效绿色的精致型农业产业的成长。
在农业资源禀赋稀少的浙江，随着绿色健康消费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专业农户和农业企业纷纷进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实践探索，已经创造了一批效果明显、前景良好的成功典型，从浙江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少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情出发，按照高效生态农业基本特征，结合对这些实践经验和典型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值得推广的7种高效生态农业的有效模式：
1.设施栽培农业模式。这是一种着眼于提高土地产出率，通过地膜覆盖、大棚栽培、温室栽培、无土栽培等多种方法，营造“全天候”的农业生产条件，创造具有更高产出率的光照、热量、气温和土壤等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农作物周年生产、多季收获、高产优质、安全高效的生产模式。这种设施栽培能够大大提高土地年产出率，有限的耕地能够生产出更多更符合消费需求的绿色、特色农产品，这种模式对人多地少的浙江来说，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
2.集约生态养殖模式。这主要是指在水产、畜禽养殖业中把工厂化集约生产嫁接到生态化养殖上，实现由集约化工厂化生产方式能够生产出具有天然养殖特性的绿色农产品，从而既提高农业产业率又提高农产品的价值量。如工厂化生态养鳖、工厂化循环水养鱼、海水网箱养殖等。
3.立体种养模式。这个依据动植物生态共生圈和食物链原理，把耕植业和养殖业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优化组合，充分挖掘农业资源的生产潜力。诸如桑基鱼塘、稻田养鱼、稻田养鸭、水产多层混养、柑园养土鸡、竹园养土鸡、稻田种菇等多种模式。
4.观光休闲农业模式。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休闲时代到来的需要，开发农业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使第一产业的农业具备第三产业的性质，从而提高农业效益的一种有效探索。如把养鱼与垂钓、餐饮结合起来的现代休闲渔业；把果蔬、花卉、茶叶生产与观光休闲结合起来的观光果园、休闲茶园、生态农庄；把林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的森林公园等。
5.绿化园艺业模式。这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农业发挥美化生活，优化环境功能的重要产业，也是都市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这一产业把花卉苗木种养业与园艺业和绿化工程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包括种子种苗业、花卉苗木种植、科研开发、市场营销、绿色园艺工程在内的很长的产业链，既不断增加农业附加价值，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已经成为浙江高效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6.有机农业模式。这是崇尚绿色、自然消费，专门生产有机农产品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有机农业以不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专用有机或生物肥、药为主要特点，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土壤和水也必须没能化肥、农药的残留（其土壤必须三年内不施化肥和化学农药），通过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以其特殊的绿色安全、高品质，其价格也大大高于一般农产品。但这种有机农业也不同自然生态农业，虽然不施化肥、农药，但却要施用有机或生物肥药，也广泛采用设施栽培、各类农业机械设备，故也是高效生态农业的一种类型。诸如有机茶、有机蔬菜等。
7.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模式。主要是把具有产业关联度的种养业、养殖业和加工业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紧密地结合成有序的产业链，使农产品得到循环利用，多次增值，开发创造多种功能，不断提高农产品效用和附价值。尽可能拉长农业产业链，充分挖掘农业增效和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实现农业高效益和农民高收入。
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政策举措。要坚持以促进农业发展观念更新为先导、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着力点，以加快农业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强化农业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增加农业投入为保障。
（一）以新型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推进农业发展观念的创新。要根据广义工业化理论，主动地把农业现代化建设纳入到整个社会工业化进程之中，要借鉴新型工业化理念来指导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子，要把工业化设施装备、工业化质量控制、工业化标准生产、工业化经营管理贯穿于农业再生产的全过程。同时，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还要强化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理念，要从绿色消费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深入人心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农业工业化生产与生态化生产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二）积极推进农业结构立体调整，做大做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支柱产业。就是要借鉴荷兰农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在产业选择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发展高附价值、节地型精致农业。把农业品种结构、区域布局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做大做强能充分发挥浙江农业人力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特色产业。在形成特色化的高效生态农业产业带基础上，加快发展农产品现代加工业和流通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和拓展农业发展新空间。以农产品加工业大发展促进种养业结构大调整。要在已经形成区域化布局的种养业产业带和加工企业群的地方，规划建设农产品加工专业园区，创造招商引资和技术改造的平台，集聚更多加工企业、发展配套产业，集农产品加工中心、交易中心、种子种苗中心、科研开发中心于一地，形成以加工业为主导的农业块状经济新格局。同时，发挥农业资本经营的优势，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把农产品种养基地延伸到省外和广大中西部地区去，拓展浙江农业发展的新空间，把浙江建成种业大省和农产品加工出口强省。
（三）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整体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要下决心率先推行农业绿色生产革命，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实行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使浙江全省率先成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省。要尽快建立覆盖全省、权威高效的农产品质量与卫生的检验检测体系和管理体系。推进从种子种苗、基地生产、加工营销等整个产业链的标准化生产。并从农药、肥料农资生产供应到农业生态环境整治等各个环节都要体现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的要求，提供有效的保障。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高效低残留的生物农药、有机肥生产的支持，加大对土地和水污染的治理。
（四）着力培育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和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着力形成以家庭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贸工农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要充分发挥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业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条例。要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提高家庭经营专业化、规模化水平。要大力扶持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户生产专业化、农产品专用化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行业振兴、行业服务、行业调控等作用。努力在若干个特色农业支柱产业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产业率先建立起“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农户”的四位一体的贸工农一体化龙型经济的组织体系，进一步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五）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创新农业科技投入和科研推广机制。从增加国家对农业投入和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入手，切实把现代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按照“强化公益、搞活经营”的原则，要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使农业科研机制和科技人员主动走向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战场，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根据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优化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合理布局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形成综合性的基础科学研究与特色性实用技术推广机构、国家举办事业性科研、推广机构与农业企业举办民营科研机构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以“千万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为抓手，全面开展农业绿色证书培训，努力造就一大批有文化素质、有专业技能、懂经营管理的新型产业农民。
（六）加快高标准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农业生态功能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按照“绿色浙江”和高效生态农业的建设要求，把全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把农田水利建设与城乡环境整治，再造秀美山川的生态工程结合起来，把提高农业抗御洪、涝、风、旱自然灾害能力与整治农业污染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千里标准海塘、标准江堤、千万亩标准农田、万里清水河道、千库保安等重点骨干水利工程建设，抓好生态公益林和城市森林、高标准平原绿化工程建设。以“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为抓手，全面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农业生态旅游在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产品流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农业生态旅游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农民是环境权利意识与环境维权能力最弱的一个群体，对农民环境权的忽视和侵害，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并必将损害农业生态旅游区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探讨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困境和路径十分必要和紧迫。
最早宣告环境权的是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吕宗梅教授认为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公民在健康优美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实为公民与生俱来的应有权利。环境权是指人有享受新鲜的空气，安静的环境不受污染破坏的权利。环境权是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不仅城市居民具有环境权，农民也享有环境权。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环境资源利用和环境权享有上也处于这种弱势地位，但农民有维护自己权益不受侵害的权利。农民环境权是农民权益的一项重要内容，环境权是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已有研究很少有明确界定农民发展权的概念，但对其内涵外延均有涉及。农民环境权是基于农民所处的经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的现状所提出来的。农民享有在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环境权事关每个人的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和生存的权利。将农民作为环境权的主体进行考察，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环境权的现状反映了全国环境保护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囿于二元结构的制约，农民环境权的享有现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农民环境权现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农民环境权被漠视。环境权是农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保护农民的环境权利，是对农民权益最直接、最具体、最实在的保护。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农民的环境权与城市居民的环境权相比较而言。农民的环境权更容易被人忽视。农业生态旅游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助动力”，但在农业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却忽视了农民环境权保护。在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前的规划中，未把农民环境权保护理念融入规划理念之中，在社会中间层的职能设置上也未考虑农民环境权保护这一职责。农民的实体性权力即土地使用开发权、清洁空气权和安宁权、对环境污染的知情权、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权利均被忽视。农民这一的环境权保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致使农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更加边缘化，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也会相应地受到限制。
2、农民环境权被侵害。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前提是农业体系内部功能的良性循环和良好的生态美景。但目前，农业生态旅游业不合理的开发和管理，不按法律法规进行规划和建设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农业生态旅游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过分依赖非自然技术手段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使农业生态旅游在发展的同时，便产生了一种“附带效应”，表现为旅游地大量的白色污染，建筑污染、破坏性建设与噪声污染等。这种附带效应严重扰乱了旅游地农民的宁静生活，影响了农民生活的环境质量，使农民直接承受农业资源破坏的恶果，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大大破坏，环境资源的非生态价值的特性如舒适性、和谐性也遭受到破坏。直接侵犯了农民的环境权，农民无法像以前一样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宁静美好的自然环境。
农民环境权侵害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此处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阐述农业生态旅游发展过程农民环境权保护的困境。
1、多部门管理协调机制不健全。我国旅游区类型多样，管理机制也多种多样。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生态旅游业并无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主要由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旅游局、林业部、农业部等部门共同管理。从对生态旅游的微观管理机制上看，主要有事业单位运营管理、企业运营管理等形式。这种错综复杂的管理模式必将造成权力交叉。多头管理的局面。由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机的配合与协调，在生态旅游区的规划及运行中，就形成了各自为政、有利必争，有害必推的局面。有的生态旅游企业根本不具有污染处理设备就开始运营，也有很多生态旅游企业虽然配备污染处理设备，但钻监管的“漏洞”，污染后期处理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可见，管理职权分散、信息沟通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因素也必然会造成生态旅游区的不合理规划发生后无法及时规范管制，违法排放无法及时阻止的现象，而且也会间接纵容生态旅游企业环境污染的发生。
2、社会中间层组织农民环境权保护职能空缺。社会中间层组织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弥补市场与政府缺陷、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维护社会公平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在我国。由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中间层组织还存在一定的约束性，还未完全发挥其实际意义上的职责和权能。生态旅游中的社会中间层组织主要包括：旅游协会、绿色组织、环保组织等。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职能主要有：第一，为政府和生态旅游管理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决策建议，向政府和主管单位及有关部门反映会员意见、建议和要求，协助生态旅游主管部门规范生态旅游市场行为。第二。沟通生态旅游企业与政府及其他各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向生态旅游企业宣传政府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并协助贯彻执行。第三，为生态旅游经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生态旅业发展的各种信息资料，开展生态旅游市场、投资开发、生态旅游规划、经营管理和服务规范等方面的调研。第日，组织生态旅业订立行规公约，并监督遵守，搞好行业自律，维护生态旅游市场秩序，优化生态旅游环境。社会中间层组织充分发挥其职能协调政府与生态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但社会中间层组织却忽视了一个的权利保护――农民环境权的保护。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职能定位空
3、农民保护环境缺乏激励机制。由于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民普遍对环境权缺乏了解，因而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追求经济效益，往往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在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中，以就业为目的的农民，仅仅追求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未以保护环境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农民保护环境缺乏激烈机制，我国农民参与旅游开发不仅参与程度和层次较低，而且处于被动参与状态，缺乏激励机制来引导农民参与。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生态旅游是一种到自然地区的责任旅游，它可以促进环境保育，并维护当地人民的生活福祉。”可见，生态旅游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维护当地人民的福祉。而生态旅游实践中，农业生态旅游中农民参与程度较低，往往导致农民在利益分配上面处于弱势，也就无法调动农民参与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从而农民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无法落实。如果单纯考虑地方政绩和旅游开发效益而忽视所得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排斥农民参与，那么这样的旅游发展思路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和对农民的扶助，违背“三农”政策的社会价值导向。
1、重视与加强――农业生态旅游主管部门间的协调。美国主要由国家公园管理局代表国家直接管理全国国家生态旅游的行政、人事、业务、经营、规划等事宜，不受各州行政权力的干涉，这是一个国家所有、国家管理、单一管理、目的明确的集中统一管理系统，这种管理模式就能实现管理和监督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而根据我国的国情，只能努力协调生态旅游各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密切配合，对生态旅游发展实行有效的行业管理，建立生态旅游监督管理机制，明确资源管理风险，确定环境承受力，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现信息及时交流，建立监督机制。对环境污染信息及时监督和反馈，全方位的监督与反馈，发现问题采取措施积极补救。总而言之，这就需要生态旅游监管部门，各司其职。从前期生态旅游规划到后期旅游污染处理的全程监督和管理，保护农业生态旅游环境，从而达到保护农民环境权的目的。
2、反思与突破――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职能。中间层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应用而生的。在我国大力提倡依法行政、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要使政府有效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就必须注重与社会中间层组织的协调。社会中间层组织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本身，其不直接参加市场交易活动，主要职能在于沟通联系、协调服务、反馈信息、提供建议等，沟通好企业内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市场的良好运转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职能只局限于传统的职能的范围内，只注重协助政府管理和为生态旅游旅游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却忽视了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中农民环境权的保护。社会中间层组织必须突破已有职能的局限，注重农民环境权的保护和维权，切实担任起保护农民环境权的职责，既保护农民的环境权利又为促进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社会中间层组织应该关注和保护生态旅游区农民的环境权，协助生态旅游主管部门规范前期环境设备和后期污染物排放和处理的落实，在农民的环境权受到侵害时，及时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保护农民的环境权免受不法侵害。
3、建立与完善――农民利益分享激励机制。农民也是自身环境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主体。利益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对农业生态旅游区农民的利益保障也是激励其保护环境的一种有效机制。众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国际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中把是否以社区为基础作为一个评价标准。把生态旅游项目与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可使他们从消耗生态资源来维持生活转向从事生态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工作，不仅能缓解生态资源保护的压力，而且还可以形成相关利益群体，形成对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合力。社区参与制度是对社区农民权益的有效保障，它不仅可以保障当地居民的正当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当地居民对生态资源保护的热情。通过这种利益激励机制，让农民参与农业生态旅游经营活动中，通过利益分配机制，参与到政府、企业的利益分配过程中。给当地社区带来持久的经济利益。生态旅游发达国家把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程度作为评价生态旅游发展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如在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区要依靠当地群众参与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形成社区、公司与居民共同开发的管理格局。1996年澳大利亚开始了全国生态旅游认证项目(NEAP)，是由两个非政府机构――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和澳大利亚旅游经营者网络(ATON)组织的，其中把使当地社区受益(包括和当地社区一起工作、对当地社区最小影响、社区参与)作为生态旅游认证的一项重要内容。落实与完善利益分享激励机制，一方面。农民能够分享农业生态旅游的经济效益，经济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参与农业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决策，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相应地农业生态旅游企业对农民环境权的保护责任意识就有所提高，农民生活环境的保护、生产条件的保护有了一定的保障。
“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那么农民环境权的保护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中农民权益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除贫困，实现公平，让农民充分享受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成果，同时为农业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努力把保护农民权益理念融入到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规划设计中，使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为当地农民谋福祉。
[注：本文得到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科技处基于农民环境权保护的农业生态旅游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的资助。]
①金瑞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4-125.
②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15-117.
⑤阳相翼.农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障[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103.
⑥郑群明，钟林生.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D].旅游学刊，2002，(4).
⑦宗圆圆.欠发达地区旅游开发中的农民参与机制与治道研究[J].旅游理论研究，2008(3).
⑧汤春琳.我国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江西理工大学，19页.
2.蔡守秋等著.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3，李挚萍，陈春生.农村环境管制与农民环境权保护[M].2009，06第1页.
4.章家恩，饶卫民.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J].生态学，2004(4)：99―102.
6.王存学、骆友生：中国农村经济法律基本问题[M].法律出版社，1998.
9，何平.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及其分析[J].社会科学家，2002(1).5.
10.王国生.农村生态旅游环境控制要略[J].科技和产业，2008(4).
欠发达地区的状况有着其本身的特点，一方面是其有着经济水平落后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它有着原始生态的优点。如何才能过发挥其优点，并且把原始生态转化成生态经济，从而令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提高呢？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做出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推动该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但我国有其特殊的国情，在科技技术并不成熟的今天，难以因为资金的投入就能改善地区的经济水平，并且欠发达的地区占地面积较多，在如此大范围的工程之下，只是依靠国家的投入并不现实，所以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讨论。1、发展特色农业模式。2、发展生态经济产业链。3、科技水平的带动模式。
在展开讨论之时，需要全面考虑的几个关键元素，在实现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需要摆脱经济水平落后的制约，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源，各种专业人才储备是必须的，同时这个模式应该迎合的是整个市场，只有适应市场的需求才能够获得成功。
在农业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扶持指导之下，全国欠发达地区开始积极探索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思考如何提高生态农业经济水平，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让地区经济得到提升飞跃，打造属于该地区的生态经济品牌。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模式：
2.1 发展特色农业模式 以前的农业状况属于是独立的，也就是种植业归种植业，养殖业也归养殖业，农民专注于一件事情，他们不尝试接触更宽更广的农业模式。我们要做的是把发展自身的优质产业，并且把整个产业链放在本地区，种植、养殖到达加工、农工贸都形成一体化企业，这种模式能够有利于整个农产业的发展，让公司、协会、基地和农户进行一种集团化的经营生产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让农业生产标准化，得到一种农业源头、加工处理和经营销售一条龙的集合模式。这样除了能够掌握农产品的成本，缩减原产料运输成本之外，还能够为农产品提高附加价值。就以聊城为例，其农产品通过这种发展模式，把自己的农产品已经打入了韩国日本等国际市场，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一万五千元。其村大力发展的正是面粉的加工业和油脂生产业。可见这个发展模式是一种致富的模式，并且能够促进传统的农业转向现代化农业发展。
2.2 发展生态经济产业链 这个发展模式主要是利用城郊的生态农业作为旅游景区的模式，城市烦躁喧嚣，在城市居住的人向往着一种田园的度假生活，而这正是欠发达地区所具有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农庄乐旅游形式，让城市人能够在景点体验农耕收获等生活。在城郊地方建立农庄乐休闲区，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道自然景观之外，还能够感受到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参与其中。一方面可以促进旅游的相应配套，另一方面能够塑造园区的产品品牌，让人们吃得放心、用得安心，甚至自己所吃所用是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汗水，就以姜堤村的发展为例，他们的生态农业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AAA级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观光。由于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本来全村只是两百余人，如今吸引外来劳动力五百余人，解决了人力资源问题，并且让全村建造了功能齐全、基础设施完备的小康村。
2.3 科技水平的带动模式 农业企业发展高新科技模式是一种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带动企业的生产，让农业基地的生产具有企业化、科技化、标准化和品质化的特征，这是一种现代的农业模式。就以聊城的双孢蘑菇现代化生产为例，他们采用了国际先进的生产工艺，引进了智能化的自动生产设备，大大地推进了科技的创新和技术的升级。该企业开办了农民食用菌的养殖的技术培训课程，向农民提供食用菌种，在企业的带领下，产品拥有了统一的标准和销售的渠道。这种企业化现代高科技农业发展模式让一万多的农民从事种植双孢蘑菇，产品品质提高了，产量增多了，经济效益明显起飞了。科技让全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在欠发达地区进行生态农业经济转型最关键之处是启动资金的筹集，首先必须是政府加大力度地投入，利用税收、补助、参股、贴息和担保等手段进行鼓励农村发展其骨干企业，让骨干企业先发展起来，以点带面发展模式。其次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把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心放在农村建设，为农村引进外商投资开发建设项目。再次，村民进行自愿性的集资入股，推动地区整个社会的投入和参与，有利于提供农民的积极性，让资金筹资多元化。最后，资金专项专用，地方财政针对某一农业产业项目进行资金的专项资助扶持，让骨干企业把技术水平提高，增强其产品加工水平和节能减排水平，从而拉到整个地区的基础建设。
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农民参与到生态经济转型当中，引入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标准化生产制度，让农民感受到科技手段带给他们的经济效益，如此生态农业经济将随着农民的参与而发展延伸，在欠发达地区形成转型效应，让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和开展实施。
我国农业人多地少以及两大困局的现实，意味着中国农业现代化有其自身的道路和特点，农资流通渠道变革与经营模式的全面升级，生态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生态农业是一种打破传统农业的局限性，保留了其优点，将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融合的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体系。生态农业是以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整体、协调、循环、再生”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原则，使农业生产与第二、第三产业结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