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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日报》发布的海洋观测数据，2019年是有史以来地球海洋温度最高的一年，这一年中全球海洋增加的热量总和，相当于广岛爆炸威力的36亿倍。
海平面上涨、二氧化碳排放、冰岛一座存在数千年的冰川消融殆尽……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地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兴衰几乎决定着国力的强弱与王朝的更迭。
根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发现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如战争爆发、人口增减、朝代更迭等，都与那一时期的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过地理与历史学家的合作研究，已经概括出我国过去两千年中气候变化的整体趋势，以及冷暖波动的基本特征。
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一共经历了四个暖期和三个冷期，暖期包括秦汉、隋唐、宋元和民国，冷期包括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明清。
我们惊讶地发现，暖期下的王朝大都繁荣昌盛，而冷期则相对分裂动荡，难道王朝兴衰的奥秘就藏在气候的变化当中吗？
自河姆渡、半坡聚落文明开始，中国人依托长江黄河形成的“南稻北麦”特点就已经初步定型，相对来说不确定性较大的区域，位于北方的农牧交叉地带。
这里的畜牧业和农耕区相互重叠，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十分敏感，每逢暖期、冷期更替之时，这里的农耕区域分布往往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秦汉时期气候相对比较温暖，冬天的平均气温为0.4℃，比现在约高1.3℃。
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秦汉两朝的农业水平进步很快，农耕种植区域也大面积拓展，一直向北延伸至河套一带。
历史学家认为，春秋战国时开始修建的万里长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古代农耕区的分割线，其位置在后来的变化，则体现了古代农耕规模的收缩。
魏晋南北朝开始，我国整体气候步入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冷期，前后长达近四百年，冬季平均温度比今天低0.5℃。
寒潮的最低谷位于南北朝中期，平均气温比当前低1.3度。极寒天气对于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游牧民族极不友好，推动鲜卑、匈奴等部落向南迁徙占据中原，引发中原大地政权割据、战火纷飞。
与此同时，中原大地上的农耕区整体向南移动，连畜牧业也悄然进入了东北平原，导致原本是农耕区的地方，很多都变成了畜牧区。
隋唐时期的气候逐渐回暖，冬季平均气温比今天高出0.3℃，农业再次出现欣欣向荣的面貌，有力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治世也相继出现。
这一时期，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也少有南侵，长久居住在边塞地区勤事农耕畜牧，与中原政权相安无事，双方的贸易文化往来也日益密切。
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也刚好是自然气候开始降温的时期。唐末至五代十国，我国的年均气温不断下降，中原大地也逐渐进入了一个分裂动荡的年代。
党项等北方游牧民族，将畜牧范围不断向东南方向拓展；陇东、陕北等地也被吐蕃占据，用来发展畜牧业，中原人民的耕地面积不断遭到挤压。
宋元两代，气候再度回暖，冬季平均气温与隋唐时大致相当，农业发展也相应出现向好的趋势。
两宋时虽然国土疆域大幅缩水，但仍凭借精耕细作的农业革命，成为当时放眼全球最富庶的强盛帝国。元朝的农耕面积不断向北方扩张，至公元1283年，已经拓展到今天的宁夏一带。
明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终章，也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冷期。长城以北常年天寒地冻，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大量人口被迫南迁。
所幸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耐寒农作物的生产技术得到普及，所以这一时期的农耕地范围，并没有受到气候变化太大的影响，中国人口也处在一个高速膨胀的阶段，较宋朝时翻了一番。
研究气候对古代农业发展的影响，除了农耕区分布的变化之外，农作物耕作的标准和兴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我国古代，不论长江南北，水稻永远是必不可少的粮食作物，直到今天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仍然以大米为主。北方降水较少、寒冷干燥，对于水稻作物种植的影响尤为明显。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较为落后，自然环境对农耕文明的影响比今天要大得多，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历史局限，水稻作物在古代北方始终没能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秦汉时期，得益于气候变暖，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迎来绝佳契机，水稻的种植面积相较先秦时有了大幅上涨。
汉武帝即位后，十分重视人工渠灌水利建设，进一步推动了水稻种植的普及。然而到了东汉年间，连年战乱对黄河流域的水利项目造成极大破坏，水稻种植的发展陷入停滞，后又经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动荡的局面，直到隋唐恢复大一统后，才终于得到修缮和恢复，加之暖期的到来，为水稻的种植和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末五代，中原气候再度变冷，黄河流域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幅缩水，黄淮一带的水稻产区几乎常年处于荒废状态。
到了北宋时期，朝廷为了鼓励农耕，颁诏减免土地租税，并下大气力奖励垦荒、兴办水田，水稻种植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明清两代，随着小冰期的到来，黄河区域的水稻生产逐渐陷入颓势，不仅种植面积较小，且大都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区域，无法形成统一的大规模种植。
为了满足王畿的粮食供应，明朝政府曾在北京城近郊兴办水田，无奈气候太过干冷，水稻产量入不敷出，最终只得放弃。
雍正年间一度在河北等地尝试开辟水田，但持续时间很短，荒废之后旋即变成旱田。包括清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也曾向朝廷上书发展水稻，同样收效甚微。
相较北方而言，南方温暖潮湿、四季如春，具备种植水稻的天然优势，因此很早就发展出了先进高效的“双季稻”。
我国关于“双季稻”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正处在古代气候的温暖期，尤其是南方的东部区域，水稻种植出现了可喜的“一年两熟”。
勤劳智慧的广大农民对“一年两熟”加以改良利用，大大提高了全国的粮食产量，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但是到了唐末以后，气候变得十分寒冷，农作物的生长季节逐渐缩短，很多地方甚至全年颗粒无收。
南宋开始，我国气候再次迎来暖期，南方水稻的精耕细作技术也有了长足进步，首次出现了“一年三熟”的情况。
明清期间，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幅缩水，由于冬季的提前到来，播种变得十分艰难，水稻的成活率骤降，经常是辛辛苦苦培育了一年，到头来收获的很多都是空壳。
现代科学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上升1℃，降水量增加100毫米，农作物的产量就会平均增加百分之十。
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对于农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历史学家推算的数据，我国古代冷期的平均农业收成只有68％，而暖期则为86％。
其中明清时期的粮食产量虽然也有小幅提高，但主要是出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经过比较我国古代自秦汉至今的气候变化，以及农业发展盛衰的规律，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自然环境下，气候发生一点微妙的变化，就可能对整个农业的生产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
在秦汉、唐宋等气候较温暖的历史时期，中原的耕种区域、畜牧区域都会向北移动，农业面积得到扩张，农作物的生长时间得以延长，粮食产量就会增加，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为经济国力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反之，在魏晋、五代等寒潮来袭的时期，农作物产量就会下降，引发一系列的天灾战乱、人民起义。
在气候温暖的年代，黄河区域单一季度的水稻种植欣欣向荣，长江两岸的双季稻、三季稻纷纷涌现，加上朝廷对于水利基建的重视，水稻产量和种植面积大幅提高。
相反，当年均气温较低时，南北水稻的种植就会呈现面积缩水、分布零散的局面。
在古代农业社会，农业发展的兴衰几乎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前途命运，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自然气候的变化，并不仅仅对农业产生影响，更是国力强弱、王朝更迭的风向标。
值得一提的是，气候对古代农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还要综合农耕技术的发展、特定的政治生态、国家的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因素来考量。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已经具备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历史，在研究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方面，已经掌握了完备的第一手资料。
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仅能够左右农业兴衰，同时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