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体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可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都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引起其心态的转变。征地农民的心态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城市建设的态度，值得研究。
近年来，吉首市全面实施城市品牌战略，新型城镇化成为了拉动吉首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增长极”，城市渐显“山区特点、民族特色、时代特征”个性。《吉首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修编已经完成并获得省政府批复同意实施。在规划中，全市1077.97平方公里行政区域全部纳入城市规划区，吉首将成为武陵山区旅游中心城市、商贸物流中心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生态宜居城市。
在此过程中，土地是支撑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大量农民的耕地、宅基地、山林被征用，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对吉首市近郊征地农民调研访谈，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现状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征地之前，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从事农业生产，一家人的粮食，蔬菜，畜禽自给，除了逢年过节买些肉类，其余基本自给，还有余粮可卖。一些农民从事养殖、种植时令蔬菜，或者到城里打季节工、散工还可以增加收入，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在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就业岗位，对于多数从事纯农业的农民来讲，由于文化素质及知识水平较低，在城市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只有靠打散工、干苦力等方式来维持生活，大部分被访对象认为经济来源没有以前稳定了。
征地之前，一是农民基本的生活物资不需要样样花钱，通过自己耕种就可以得到，生活成本与城市相比物美价廉；二是农民的社会交往圈子较为狭窄，人际网络简单，没有过多的人际纠纷；三是休闲方式较为单纯，在休闲时间主要是看电视、邻里之间拉家常、或者打麻将扑克等休闲方式。土地被征后，其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表现在：一是生活物资都需用现金购买，加大了其生活成本；二是征地后多数在城市务工，接触对象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三是休闲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部分农民拿着土地补偿款聚会喝酒、聚众等现象时有发生。
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多属于年龄较大、文化低、技能低的，尤其年龄在50岁以上的农民，征地后就业问题十分突出。据调查，有近四成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中壮年整日无所事事，精神没寄托，年轻人没事干容易惹事生非。市政府和一些街道社区虽然每年会举办几次劳动技能培训班，但能够解决的就业岗位极为有限。此外，由于受家庭人口数量、土地多少、土地类型及被征用土地的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原本贫富差距不大的邻里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
据调查，征地农民被排除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依然只享受原有的农村医保和养老保险标准，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领取50元生活补助。对大多数人来说，征地补偿安置费只能维持一时之需，一旦这些补偿款坐吃山空，而他们又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还没有落实好的情况下，需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影响城市社会稳定。
1. 对未来生活有恐惧心理。不少农民谈及未来时黯然神伤，对今后生活缺乏安全感，认为土地没了，成了无田可耕、无业可从、无岗可上的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三无”农民。生活成本在上涨，生活压力较大。加之相关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到他们，大部分征地农民对生活缺乏安全感。
2. 享乐主义思想比较严重。调查显示，一部分农民认为自己从此有了过上幸福生活的资本，不再需要继续卖力工作以维持生计；也有部分人拿着补偿金购买车辆，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还有部分农民利用补偿金豪赌的现象。
3. 城市融入度和参与感不强。由于征地农民存在文化素质和技能低等因素的影响，在就业方面无法与其他群体公平竞争，加上社会中存在部分城市居民排斥农民工的现象，致使大部分被征地农民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社会参与意识淡薄。
1. 世代形成的土地依赖思想。在征地之前，有发展意识的农民不仅靠耕地来维系生活，更会利用其土地资源经营一些其他项目增加自己的收入。但当农民的耕地、林地、宅基地等土地被征用后，他们失去的不仅是用以安身的生存保障，更是失去了发展致富的重要机会和空间。一次性补偿的征地补偿资金并没有为农民今后的生活买单，征地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其被征土地增值后的红利。
2. 部分农民缺乏长远规划意识。在征地安置补偿之初，由于有补偿款，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较好，但如果没有长远规划、理财意识，加之没有固定的就业保障，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生活状况便会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窘困。
3. 政府信息和补偿标准不一致。所谓不一致，是指集体土地上和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在征地价格、拆迁价格、还建安置房价格上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和不统一。比如房屋补偿，有的是以有资质评估所，按现行市场评估定价，而有的是按征拆文件上政府定价来进行的。另外有时一个项目由于拖的时间太长，造成后来补偿政策的变化，前后补偿标准不一致，导致群众无法理解，引起矛盾冲突。
4. 政府缺乏科学的管理与引导机制。政府以强制的姿态征收了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资源，给予他们城市居民的身份，但却没有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待遇。比如吉首市养老保险在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中就没有落实，没有标准，也没有一个权威性文件的规范规定。加上他们与城市居民既有的心理隔膜，造成了其与市民交往与融合中的重重困难，也造成了他们心理归属的缺失和意识转变的滞后。
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城镇化的受益者是谁、城镇化建设对农民有何好处，这些对于农民来说是陌生的，模糊的。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与内容，没有从内心真正接受它，从而才会导致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一些农民发生情绪。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多途径地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宣传教育，政策宣传要全面、具体、透彻，让政策深入人心，纠正农民对征拆工作的偏见和错误认识。
1. 建立长效的职业培训机制。相关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与主管机构，定期到市场进行调研分析，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当地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或聘请相关专家对征地农民进行就业再教育再培训，并颁发相关的证书；政府也可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入驻吉首市的投资企业要优先给予征地农民就业机会等。政府要为征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完善相应的就业扶持政策，给予他们更多关注，减少贫富差距，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失落感、不公平的的心理，这样可以稳定这些人群浮躁、无安全感的心态，缓解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2. 建立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完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包括教育、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制度，并着力落实到位，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此消除不健康心态滋长的环境。
调查得知，目前吉首市给予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方式是采取单一的货币安置。但由于农民缺乏长远规划及投资理财意识，很难将这一笔资金用好用活，因此，政府要想方设法创新土地补偿机制，既补贴了农民当下的生活问题，也为其后期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预防不良后果的产生，消除他们的不安心理。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创新补偿机制：
1. 分期发放补偿款。每户征地农民的补偿款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针对这一大笔补偿款，政府可以在争取得到农民同意的基础上，给每户征地农民建立一个账户，通过签订协议，按一定的比例分期发放到农民手上，对于后期政府暂未发放的补偿款给农民一定分利，如按银行的存款利息比例或稍高于银行的利息，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又可以保障农民后期的生活保障，避免挥霍奢侈，也避免今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找政府的麻烦，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2. 制定土地分红制度。根据政府征用土地的用途，让农民参与其中，分得一定的利润，确保其生活经济来源，减少社会矛盾。一方面，如被征用的土地是用于开发建设，在需要工人的情况下，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其优先考虑当地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可适当考虑征地农民参与其被征土地的利润分红制度，按其被征土地的多少，根据一定的比例每年给予农民分发红利。
1. 建立社会心态排查机制。政府要高度重视征地农民的社会心态问题，要选拔心理学专业的优秀人才，分派到各社区组建成专门的社会心态排查小组，及时注意他们的心态动向，一经发现有问题倾向的情况要登记在案并及时上报政府相关部门，防范于未然。
2. 开设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心理咨询和心理上的援助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心理波动或产生心态危机，征地农民由于生活环境及生存方式的变化，更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心态问题，因此，各社区要开设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对排查出有问题倾向的农民要及时给予开导教育，对其进行监督跟踪服务，引导其培养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避免矛盾及纠纷的发生，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
通过组织开展与传统节日相关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及积极向上的社会活动，要求广大征地农民参与其中，对积极参与者及表现优异者给予适当的奖励，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活动中培育其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消除享乐主义思想，培育勤俭节约、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特征。当前，工业现代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越来越趋向于智能、环保。所谓智能就是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的手段来实现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在管理工具上越来越依靠具有时代特点的信息化控制手段。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密集化程度趋低，员工的知识水平不断提升，所制造出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越来越具备竞争力。同时，各个工业项目也越来越自觉地向环保节能迈进，从项目的立项到产品建设以及投入产出各个环节都基本按照国家环保政策的规定进行设计和推进，展现出明显的科学发展特征。
（二）农业现代化的市场特征。随着农村基础建设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工具的广泛采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原有分散的单户生产经营模式逐步演变和转化为向农业生产经营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集中的趋势。一部分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合作社脱颖而出，形成了一大批产供销一条龙的现代化产销体系。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周期不断缩短，农村资金的周转速度加快，其价格受国内外市场的影响，波动性特征明显。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随着国内外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集中，农村进城务工人数显著增加。他们不仅分布在工业领域，还大量的向服务业集中，而这些务工人员又将城市的信息、资金和技术带回农村，从而加快了农村向城镇化演变的进程，特别是在县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无论是建筑风格、交通条件还是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都已接近甚至超过一般城市市民的平均水平，城乡一体化特征明显。
（四）城乡生态化特征日益显著。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管理措施的实施，一大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污染的企业逐步被淘汰出市场，县域居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显著改善，从衣食住行到生产经营条件都具备了生态化的特征，绿色消费和环保化生产已经逐步成为县域城乡人民的共同选择和愿望。各级政府和各单位生产经营者都在逐步加大生态环保类投入，城乡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越来越文明、环保。
农村信用社作为立足三农、服务城乡的金融机构，在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级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在支持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80%的网点分布在县城以下，80%的员工在基层网点工作，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农村，绝大部分资金又投向三农，这种地域特点和资金运行特点决定了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一）根据县域经济工业现代化的特征，可加大对现代工业企业运行状况的研究，认真掌握现代化条件下企业资金运作的规律和特征，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加大对产品有销路、技术含量高的朝阳产业的支持力度。适当集中资金，支持优质龙头企业发展，带动相关配套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解决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可采取龙头企业担保或小企业互保的形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对大型骨干企业可采取与其他金融机构联合发放银团贷款的形式进行，从而培育县域经济的支柱工业企业。
（二）根据县域农业生产经营不断迈向现代化的实际，可适当集中资金，重点支持农业龙头产业。对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型农产品可适当降低利率，予以扶持；对规模化种植、养殖企业可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提供信贷支持。为解决农产品周转的季节性问题，可适当加大对农村运输工具、种养机械等方面的支持。为促进资金的快速流转，农村信用社应加快农村城镇自助银行网点和自助服务终端的布放力度，为种养大户安装网上银行，使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快捷的办理收付款业务，从而加速，把握市场商机。
（三）根据农村城镇化逐步加快的实际，农村信用社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帮助一部分农民走进城市，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粮食、蔬菜、生活用品等购销服务，同时还要根据城镇化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实际，不断研发和推出耐用消费品信贷业务，如二手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等，帮助农民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生活的文明程度。
喀斯特山地农业具有资源分散，结构复杂，生产要素作用合力有限的特征，要向规模要效益，用生态提高效益，就要将分散的农户小生产组织起来，利用优势的生态环境条件，生产特色优质的农产品，将分散的绿色农产品有组织地推向国内外的高端市场，并创立自己的产品品牌，以优异的品质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和价格优势，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产业化经营是实现规模效益的有效的组织手段，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要在遵循生态规律和原则的大前提下，把相对独立的各个人工生态生产系统按产业化经营的形式与要求融合起来，进行统一安排和组织［1］，实行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走“小群体—大规模—大品牌，小农户—大基地—大市场”的发展路子，使其在总体上既能获得优质、营养、安全的绿色产品，同时争取生产产量最大化，从而实现经济和生态运行的良性循环［1］，实现品质、品牌、效益的有机统一。
现代生态农业生产技术，能够减少产业污染，控制农业污染的发生，产业污染的科学防控与标准化生产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充分利用生态产业具有的横向联系和纵向循环的特征，在不同产业间做到资源共享，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形成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通过不同生物种类的作用与食物循环利用，配合相应设施的辅助处理，实现污染物在系统内形成的资源循环利用与全量回收，向系统外的污染零排放［1］。
一是建立生态农业生产积极的支持政策。把发展生态农业资金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对实施生态农业的先进单位给予奖励，政府建立和实行多种生态农业补偿方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支付，通过项目对向生态农业体系转型的业主提供资金支持，并与相应的环保措施挂钩［2］，加快产业壮大。二是高度重视生态农业科研和教育。注重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密切结合生态农业科研与教学，加快成果推广，定向培养生态农业科研技术人员，资助生态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社会经济服务、田间试验等［2］。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对生产者提供培训、信息和咨询服务，鼓励生产者发展生态农业，建立技术示范推广基地，推广使用有机肥、种植绿肥、作物轮作、生物防治、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技术［2］。引导消费，帮助消费者了解生态产品的价值和特点，促进生态消费市场形成并保持稳定增长。
绿色食品是生态农业的终端产品，生态产业在农业和食品工业中已经得到更广泛的重视。要保证绿色农产品品质，必须按标准化进行生产，即运用“统一、科学、协调、选优”的原则［1］，充分利用喀斯特山地生产区域及区块相对形成的自然隔离的有利地形地貌特征，制订和实施科学的生产标准，把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产后加工、贮藏运输等各个环节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确保产品质量达到绿色及有机的级别高度。
（1）建立规范科学的绿色农产品认证机制，充实和健全绿色食品管理机构，积极开展产品认证工作［1］，加速进行特色生态农产品的产地及品质认证，以认证促品牌建设，实现产品品牌化。（2）根据国际和国家有关标准，结合各地的情况，制定和完善绿色食品生产、管理标准和加工操作规程，包括农产品原料产地的环境要求，肥料、农药使用、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以标准化管理来强化绿色产品的质量保障体系［1］。（3）对农产品实行最低标准的无公害化生产，用无公害化生产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使农产品实现无公害化生产，对包括田间生产操作、机械应用和加工、保鲜、贮运、销售等各个环节，实行全程监控。（4）加强喀斯特山地农业生产发展，逐步实现清洁生产。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分析，在现阶段和未来很长时间，都是喀斯特山区农业产业的主要方向。产品主要应定位在无公害化生产的层次上，逐步减少化学品的使用，加大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1］。因地制宜开发区域特色有机肥料，增加对绿肥、饼肥、菌代料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废渣、沼液、畜禽肥、微生物肥，生物农药、化学农药等的使用补贴力度，加快以有机物替代化肥及化学农药的进程，实现清洁生产。
作为对农业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熟悉者、影响者、保护者、受益者，农民的生态意识，直接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和制约［1］。自然农业低产、低效，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食品保障，农民缺少主动增加投入的动力；石化农业是以持续增长的高投入，获得高收益，这样的经营方式难以持久和主动调整，带来的是农村日渐严重的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可见，生态意识淡薄，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的优劣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品质，涉及到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影响着工业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生态农业将农业生产同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步增长，为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指明了方向［1］。
（1）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建立中央及地方财政支付生态补偿和增长机制，持续加大环境生态转移支付额度，形成长期可靠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基础。（2）征收“生态税”。税收作为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应该考虑设置生态税种，使用方向是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3）政府“赎买”。划定生态公益林保护区，禁止商品性采伐，生态公益林由政府持续赎买和持续支付，支持恢复、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起生态保护也能获得经济效益的体制，要让保护者充分受益，以利形成一种全民的生态、文明的生态、科学的生态、和谐的生态，让生态文明持续为农业贡献力量。（4）制定对生态保护和建设成绩显著的给予奖励，充分调动全民、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
高青县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典型区县，自从2009年黄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就积极投身生态经济的战略实践和理论探索，初步探索形成了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意义的“高青模式”。厘清高青模式与生态经济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构建完善高青模式，促进高青县乃至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高青县在原有传统农业优势之上，以山东黑牛为引领，大力推进山东黑牛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园、绿色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现代循环农业标准化基地、绿色农业标准化基地、花卉林果桑蚕种植基地、水稻生态种植基地和水产健康养殖基地“两园、五基地”建设。目前，标准化基地已达到25万亩，全县主要农产品标准化种养率达到80%以上，而这些产业的发展都参与到循环产业链当中。同时，实现了种植养殖产业的有效连接和一二三产业的紧密融合，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运行，又与其相邻环节形成无缝链接，彻底实现了生态、经济、环保、低碳、高效循环。以牛粪便的转化利用为例，建立沼气池进行沼气发电；制造优质颗粒有机肥供给有机大米蔬果地基；培养蚯蚓提取蚓激酶和优质蛋白质，作为医药、保健品及牛优质蛋白饲料。正是通过这些方式促进了从畜牧养殖到绿色种植的平衡发展，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高青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也就是高青模式。
高青模式是指山东省高青县以山东黑牛为龙头，以循环农业为核心，以产业融合为特色，以支撑体系为保障，以资源高效利用为途径，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为目标，着力构建从标准化粮食种植到健康养殖、再到绿色种植的农业循环产业链，形成的具有高青特色的现代循环农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已经得到中国农科院和农业部专家组认定。与会专家认为，该模式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意义，专家建议尽快组织规划实施并加快高青模式的构建和广泛推广。
关于高效生态经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做了这样的界定：高效生态经济是指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在产业类型上，形成由清洁生产企业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在产业布局上，形成由若干生态工业园区组成的生态产业群；在生产工艺上，做到无废或少废，实现生产过程再循环、再利用，最终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高青模式正好符合《规划》对高效生态经济的界定，具有生态经济的特征。首先，具有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特征。高青模式是由养殖企业、种植企业、加工企业、热电企业、文化旅游企业等组成的球形循环产业体系，具有多样性、关联性和环境友好的特征；其次，具有经济形态高级化的特征。近几年，高青经济实现由农业县向工业县的转变，全县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文化旅游、温泉度假实现突破性发展，城乡综合整治取得显著成效。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人民群众和生态环境和谐友好发展；第三，具有经济体系运转高效的特征。山东黑牛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园、绿色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和五大标准化基地之间初步形成了生态产业群，整个生产过程循环利用。整个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运转高效集约；第四，具有经济体系开放性的特征。以黑牛养殖和有机种植为核心的产业链，与外部环境、其他经济体之间是高度开放，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高青模式的核心是循环农业，目标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那么着眼于黄三角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探索高效生态发展模式的大视角，它具有典型意义。可是，具有县域经济支柱作用的高青工业如何发展循环经济？或者融合到整个循环经济产业链中，成为产业链上的另一个核心？目前，高青模式所说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参与融合的第二产业对高青经济并不起支柱作用，这是高青模式没有触及的，也是高青县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反思的。那么，如何完善高青模式，促进生态经济在高青乃至黄三角的发展？
首先，构建工业循环经济体系，支撑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目前，高青县的工业产业已基本完成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已起步，实现了由农业县向工业县的转变。但是，发展的战略眼光应该放得更宽。今后的发展，应该把突破循环农业的思路，引入高青工业发展，建立循环工业园区，形成多条循环产业链，进一步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吸引周边地区也参与进来。
其次，做大做强第三产业，促进三产融合。高青县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达到2.8亿元，产值占比32%。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业占比要达到50%的要求，必须把服务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来抓。要依托高青的人文地理资源，推动文化产业、环境友好型服务业发展。
第三，完善人才科技创新体系，增强科技对生态经济的支撑。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科技是先导，人才是关键。要不断拓宽人才引进和产学研结合的路径，增强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为生态经济注入动力。一是优化发展环境，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来高青就业、创业；二是加强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支持规模以上企业成立独立的研发中心，形成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1]张萃.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分析——基于核心区东营市的分析[D].中央民族大学，2012.
1引言 2010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15亿亩林地确权到户，占全国集体林地面积的60%，这是继土地家庭承包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从2003年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伊始迄今，旨在“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这一重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林农生产积极性，但是林农在这“第三次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是否愿意扩大经营规模，以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目标值得关注。扩大林业经营规模就其本身而言，一方面有利于实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农户的经济效益［1］，可谓双赢。然而，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林农绝大部分积极拥护集体林权改革并肯定改革对生产积极性的提升，但对扩大林业经营规模意愿差异性很大。具体体现在有些林农积极寻求扩大经营规模的途径，有些林农对扩大经营规模持消极看法，有些林农对现有经营规模表示满意，有些林农甚至表达想要放弃现有林地经营权的想法。林农意愿受多方因素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区域差异性及多因素关联性的特征。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会转化为未来的行为。因此，分析林农扩大林业经营规模意愿影响因素，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林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笔者尝试运用二项式逻辑回归进行计量实证研究，为引导林农经营行为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是以我国南方林改试点省浙江省、福建省和江西省为主要调查地区。分别选取浙江省德清县和遂昌县、福建省顺昌县和沙县以及江西省遂川县和铜鼓县为调查样本县。研究区域自然条件优越，林业发达，森林资源分布均匀，集约经营水平高。并且三省样本县林改起步较早，截至2009年已经基本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发展趋于成熟。3研究方法利用2010年7月－8月参与的国家林业局关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追踪项目的农户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林农扩大林业经营规模意愿;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作为分析数据的工具;运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信度分析和回归分析法。 2．1模型选择与设计 Logistic回归是对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取值类别的不同，Logistic回归可以分为BinaryLo-gistic分析和MuitinominalLogistic回归分析。前者因变量只能取两个值1和0(虚拟因变量)，而后者因变量可以取多个值［2］。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林农只有愿意扩大经营规模和不愿参扩大经营规模两种行为意愿，因此本文中应用的是二分类逻辑回归(BinaryLogisticRegression)。根据研究目标，将林农扩大林业经营规模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将影响林农行为意愿的各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即自变量［3］。根据解释变量特征，将全部影响因素分为五大类因素函数:①农户户主特征;②林农家庭特征;③林农生产经营特征;④外部市场政策特征;⑤林改政策特征。纳入函数理论模型，即:扩大经营意愿=f(内部影响因素变量，外部影响因素变量)=f(农户户主特征变量，林农家庭特征变量，林农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外部市场政策特征变量，林改政策特征变量)+随机扰动项［4］。 2．2变量选取与设计 2．2．1变量选取 本次调查采用入户走访和发放问卷两种形式，共发放问卷810份，收回问卷810份，有效问卷为798份，问卷有效率为98．52%。本着因素重要、数据可行的原则，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变量用于实证研究。①农户户主特征:户主性别、户主是否是干部、户主是否是党员、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婚姻状况、户主是否是劳动力、户主从事行业、户主从事地区、非农收入;②林农家庭特征:除户主以外家庭成员数、除户主以外劳动力个数、家庭成员是否知道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家距离林地远近;③林农生产经营特征:从事林业资金来源、林地经营面积、林地地块数、公益林下是否经营;④外部市场政策特征:有无林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有无产品市场信息服务、有无投资融资服务、有无政策法律咨询服务、有无防范病虫害及火灾服务、有无中介服务;⑤林改政策特征:申请采伐指标是否容易、林改后林地经营方式、林改对家庭是否有好处、政府补贴对造林积极性调动程度、是否获得造林补助、是否得到造林抚育基金、其它投入来源。 2．2．2变量定义及特征描述 调查数据表明，在798户林农户中，表示愿意扩大林业经营规模的林农户为444户，占55．7%;表示不愿意扩大林业经营规模的林农户为354户，占44．3%。户主性别以男性为主，占97．7%。户主是村组及以上干部的占33．6%;受教育年限达到6年以上的占49．2%;户主将农林牧兼业作为主要从事行业的占30．7%;43．4%的户主主要从事行业是单一农业。更多详细的自变量定义以及数据描述特征见表1－5。其中表1－3反映的是内部影响因素特征变量赋值和样本分布情况;表4－5反映的是外部影响因素特征变量赋值和样本分布情况。 3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3．1模型估计及统计检验结果分析 在进行二项式Logistic回归时，采用的回归方法是Backward(Conditional)方式。在处理过程中，先将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代入模型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将因变量影响不显著的自变量剔除，继续检验，直到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检验结果基本显著为止。将数据代入进行筛选和检验，得出最后的估计结果，见表6。从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看(表6)，最后一次回归中，极大似然估计值为974．795，NagelkerkeRSquare的值为0．145。总体上，拟合效果较好，回归具有可信性。Wald检验是针对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一种假设检验方法。假设零假设H0为:k=0(表示自变量Xk对事件发生可能性无影响作用)，如果零假设被拒绝，说明事件发生可能性依赖于Xk的变化。常用统计软件，对逻辑回归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通常使用Wald检验。在零假设条件下，每一个回归系数都等于0，那么这个单变量为自由度等于1的渐进的2分布。根据表(7)，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度是有差异的。其中，有无中介服务和有无投资融资服务的回归系数经Wald检验最为显著，对因变量影响显著水平均在1%内，即Wald值大于=0．01的2临界值6．63，拒绝零假设k=0。同理，公益林面积及林改对家庭有无好处的回归系数较为显著，对因变量影响显著水平均在5%内，即Wald值大于=0．05的2临界值3．84，拒绝零假设k=0。而户主受教育年数、非农收入、家距离林地远近、是否知道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林地经营面积、林地块数和补贴对造林积极性的调动的回归系数一般显著，对因变量影响显著水平均在10%内，即Wald值大于=0．10的2临界值2．71，拒绝零假设k=0。由此可见，(表7)所列示的解释变量均通过统计检验。#p#分页标题#e# 3．2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对林农扩大经营规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表7)，结果表明 (1)有无中介服务和有无投资融资服务是影响林农扩大林业经营规模意愿最显著的因素。其中有无中介服务与扩大规模意愿密切正相关，即越是能够给予林农关于森林资产评估、景观资源资产评估、其它相关资产评估、论证及咨询等方面信息援助，越能让林农了解林业经营的价值、林业资产价值，从而使林农合理调整经营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逐步科学扩大林业经营规模。而有无投资融资服务与扩大规模意愿负相关，这就表明，一方面现有投融资服务对农户在林业经营方面导向偏颇，也就是说在向农户推介投融资信息时，或者忽略林业的潜在价值或者过分强调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另一方面，现有投融资服务对林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压力，表现在调研访谈时林农普遍表示对贷款利息、手续佣金的经济负担的困扰以及投融资手续繁琐的担忧。 (2)公益林面积因素与林改是否对农户家庭有好处是影响林农扩大经营规模的比较显著的影响因素。其中公益林面积与扩大规模意愿反向相关，说明公益林面积越大，林农越没有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前几乎所有公益林都没有林下经营。而由于政策原因，林农一方面在公益林养护过程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公益林不能给林农带来实质经济效益，从而导致经营积极性懈怠。另一因素，即林改是否对农户家庭有好处。变量赋值情况和回归结果表明，体验到林改为自己家庭带来实惠的林农，往往愿意扩大经营。体现在访谈中，林农普遍表示林改后产权明晰，管护独立，经营自主，提升了林农经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3)户主受教育年数、林地块数、非农收入、家距离林地远近、林地面积和成员是否知道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是影响扩大规模意愿的显著因素。具体分析如下:①户主受教育年数越大，越愿意扩大经营规模。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林业政策的解读越深刻，对林业发展越支持，对林业经营多方面效益认识越全面和立体。林地块数越多，林农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越强烈。②林地块数多，从而林农投入精力大，对规模经营形成规模效益的渴望越强。③非农收入与扩大经营规模意愿反向相关，表明可观的非农收入带给林农足够的效益和满足感，非农产业对林农的吸引力大于农林牧业。④家距离林地越远，农户越愿意扩大经营。其潜在的涵义是林地距离家越远，林地形成经营规模才越有可能性。林农居住区往往是生活区或者粮食、经济作物产区，在居住区附近经营林业经济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对林业经营规模有限制。⑤林地面积与林农扩大经营规模意愿正相关，说明林地面积量是林地经营规模的基础。只有林农拥有足够量的林地，才会引起林农对林业经营的重视，才会促进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⑥成员对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越深刻，越愿意扩大林业经营规模。其原因很显然，林农对林业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决定了其对经营林业、发展林业的价值意义认识，从而很大程度影响了其林业经营的思路以及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对南方集体林权区三省六县18个村的实际调查数据为基础，根据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有无中介服务和有无投资融资服务是影响林农扩大林业经营规模意愿最显著的因素。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日后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深入农村资讯服务，提升林农对现规模林地形成客观认识，对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有全面的认知。特别是投资融资服务与扩大经营规模意愿负向相关发人深省。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将客观、公正的金融政策有效、科学灌输给农村大众是所有任务的先导。了解农民的投融资顾虑，改进投融资方式，提升投融资效率，减少农民经济负担是相关部门工作的重心。除此以外，加强现有利农政策，有助于增强农民从事农林牧事业的决心和信心。特别要加强对农村民众的教育力度和宣传力度，让生态保护的相关政策深入民心，才能促进林农从感性上理解林业经营的意义，从而提高林业经营的积极性。 但因本次调查相对专业，受访林农样本量大、分布不集中，对专业知识理解程度参差不齐，这就导致个别林农的给出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事实。即使在调查过程中对林农也进行了相关知识的讲解，但调查数据还是略显粗糙。再者，由于许多农村居民已将出外打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对林地养护、经营缺乏相关经验，有可能导致调查数据缺乏客观性。
引言：海口是我国海南省的省会，位于琼州海峡的南岸，是大陆与海南之间交通的门户，所以才有“海口”之名。海口地处海南的热带地区，气候比较炎热多雨，适合热带植物的生长，在海口椰树的种植数量有很多，是海南椰树最多的地方，所以海南也称为椰城。由于历史及国家政策原因，海口的新农村建设，成为这里的显著特征，在这里很少进行工业发展，主要是依靠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农业及旅游业，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为新农村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近几年海口市借助海南省高举“国际旅游岛”的这面大旗，大力地促进和发展岛内的旅游资源。紧密地结合海南实际发展，积极主动地探索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不断地以创建文明生态村为载体，全面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拥护和热烈欢迎。“国际旅游岛”这面大旗，为积极开展文海口市新农村的村庄的创建活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会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海口市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主要体现在有一些脏乱差现象不断反弹，有一些乱砍滥伐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海口市自然环境的发展影响很大，成为了新农村在发展建设中的个顽疾，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清除[1]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对于海口市新农村精神文明的创建工作，需要不断地在有效载体的基础上下功夫，能够依靠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作为发展中的蓝图，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做到精心设计并不断地组织开展文明生态村的创建活动。
海口市创建新农村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创建自然村为单位，不断地建设生态环境、不断地发展生态经济，通过不断地培育新农村的生态文化，来引导新农村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达到海口市新农村建设，无论在精神文明上，还是物质文明上，都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这就需要从利用海口市的特点，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地加大着力点，能够从建设新农村的生态环境入手，对于农村的脏乱差从根本上进行治理，能够依靠和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通过修路、种树，以及美化和绿化环境的方式，不断地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发展农村的生态经济，将经济发展和对于生态环境的优化两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能够大力地扶持和发展海口市，新农村建设的无公害无污染热带农业的发展，扩展热带农业的规模，作为新农村发展和建设的基本特征，并能够以此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法和措施。在两个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来不断地培育生态文化，开展对于新农村建设思想道德教育，对农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做到移风易俗，并不断地组织农民进行一些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此来转变旧有的农村所遗留下来的封建的落后传统的思想观念，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地提高农民素质教育和农村文明程度[3]。通过普及更多的文明生态村的建设，来抓住农村工作的关键问题，显现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特征，迈出新农村的建设发展的步伐，增强新农村创建活动中农民参与的自觉性。
在海口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海口市着力加强村镇的规划建设，海口市各区结合实际对所定辖区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规划，在建设中不断地体现特色，突出服务区域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地提高农民收入 [4]。海口市积极地引导各地方的生态村,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组织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大力加强农业无公害和绿色农业的发展，成为了新农村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地发展生态经济，通过建立椰子、荔枝、胡椒等示范基地，构筑起对于的动物的疫情监督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新农村的生态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区域性的建设,营造出了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使海口市的新农村的旅游建设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每到春暖花开，这里的村庄到处都有绿树环抱，果木飘香宜人，受到大众的观赏[5]。近年来，海口市新农村已经先后迎来观光旅游团队达到830多个，人数也已经达到6万多人次，其中有很多是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地的团队，这显然说明了新农村的文明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受海内外游客喜爱的新兴旅游点。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由于不断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在区域性发展中,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农村区域性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农业发展不断提升的综合效应。在农业发展和建设进程中，逐步地建设起了带有沼气、养猪 、经济作物等的小庭院大产业的模式，这种区域性的发展，发挥了当地农村建设的优势，做到了以农业产业化为取向的生产经营特点,提高农村逐渐走向城镇化取向的创建模式，为发展农村产业、转移海口市农村劳动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
总之, 对于海口市新农村建设,对区域性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对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战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帮助,对新的历史时期，加快海口市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张忠雷.海南文明生态村政治文明建设研究[D]. 海南大学,2010.
[3]顾绍梅. 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J]学习论坛, 2007, (04) .
[4]何君陆,张福生. 对海南新农村建设实现途径的思考[J]海南大学学报, 2008, (05) .